2018年9月26日15点，受我校越南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燕鹏老师莅临我校，于犀浦校区X9304教室举行了名为“19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人籍贯认同的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学术讲座。讲座由越南研究中心负责人刘玉珺老师主持。
讲座开始前，刘老师简单介绍了宋燕鹏老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宋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 2012年11月-2014年1月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之后，刘老师代表全体师生对宋老师的到来表示诚挚感谢及热烈欢迎。
宋老师的讲座主要是通过他自己到马来西亚的田野经验，来管窥19世纪以来历经多次政治动荡，东南亚华人籍贯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明了籍贯意识对于东南亚华人认识自己“从哪里来”的重要性。
在讲座开始时，宋老师首先介绍了海外华人研究的背景。与国内研究可以翻阅参考文献不同，海外华人的研究全靠实地考察。然后谈到了“籍贯”的概念及其含义的变化。古代的“籍”是指家庭所承担的由朝廷分配的福役种类，不同的“籍”代表了所要从事的不同的职业。而“贯”在古代则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到现在“籍贯”的含义已经演变成为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了。
在基本概念介绍清楚以后，宋老师进一步论说籍贯的意义。籍贯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籍贯的意义在于高开家乡以后的自我定位；2、籍贯在于标识从哪里来；3、籍贯意义在于群体认同；籍贯是同乡观念的缘起，大到南北、省份、地区、县、乡、村，都可以作为同乡观念的出发点。1900年以前靠方言进行区分，1900年以后藉助籍贯来区分。4、籍贯意义在于记录始祖离开家乡的时代。行政区划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离开家乡时的行政区划，就代表了离开的时代。在基本概念和意义都了解清楚之后，宋老师才讲到籍贯在马来西亚的表现。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体现在大马华人义山的墓碑上。义山的墓碑，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的华人史的缩影。如今最常见的墓碑籍贯格式是县份籍贯。县份籍贯不仅可以清楚地划定墓主籍贯之间的无形边界，也可以为“乡里意识”提供了源泉。而在抽样调查过后，可以知道1920年以前， 吉隆坡福建人人数较少，具体到各个县份的人数更少，因此每个籍员只写到县份，使可以形成自己的社群边界意识；1921-1950年期间， 随着各个县份移民的增加，使用“县份十乡（社）”便成为占据主流的墓碑籍贯标注形式，所反映的是强烈的内部区别的意愿: 1951-1980年间， 使用“县份+乡(社) ”的墓碑箱贯标注形式比例继续增加，所反映的是县份内部区别的意愿愈加强烈: (四) 1980年以后，使用“县份+乡（社）”模式的基碑籍费标注形式比例有所降低，反映的是内部区别的意思有所缓和，但是依然保持在一比较高的比例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早期华人虽然集中在华南地区，但来源复杂，因此墓碑标明籍贯，以显示自己的原乡认同。还可以传递给子孙信息，加强他们的祖籍地意识。
最后宋老师进行了总结。与中国原乡行政区划具有层级性相对应，籍贯认同也是具有层次性，大者省份，小者村(社)，华人面对不同华人社群时，所秉持着具有弹性的籍贯认同。这种籍贯认同方式，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在海外的具体反映。并且由于不同籍贯华人的共处，使得上述带有差别性的籍贯认同在现实社会中有更加清晰的体现。
讲座结束后，宋老师还就早期华人如何区别“同乡人”，客家人地位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并且强调在做研究的同时要注重无意识的史料，因为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之间有所区别不会进行文字记录，但会表现在生活中。宋老师还特别强调了做学术研究要有对比的意识，孤立的看待问题，是无法形成问题意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