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魏建教授受邀来到我院“人文思跃”讲座课堂上，为同学们作了题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段从学教授主持。

魏建教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困惑”谈起，指出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误解和疏漏，造成了大量的“遮蔽”现象。在讲座中，魏建教授围绕“被遮蔽的‘众声喧哗’”和“被遮蔽的文学革命”等内容，为在场同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五四”。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份刊物”（《新青年》）、两个人物（陈独秀、胡适）、两面大旗（民主、科学）和一呼百应的巨大影响，其发展线索就是新旧思潮的激战。魏老师认为这些叙述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陈、胡二人虽有贡献，但并非“一呼百应”的英雄，那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优秀的杰出人物不胜枚举。《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后就遭遇了无人问津的冷清局面，销量寥寥，第二年2月不得不休刊7个月，复刊后情况依然如故，一些书店甚至拒绝接受该杂志，因此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远非如我们后来认为的那样大。

《新青年》一创刊即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的说法，经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因袭转述，几成定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新青年》创刊后几年间刊载的谈论民主科学的文章并不多，远少于谈青年和青春的文章；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敬告青年》中，也没有将科学与民主并举，而是说“科学与人权并重”，而且他说的科学也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直到1919年陈氏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才正式将两者并提，算是真正举起了“两面大旗”。

同样地，我们对“五四”新文学也存在很多误解。例如，我们以为“五四”最大的成功是“人的发现”，认为“五四”开创了“人的文学”。魏建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周作人把“五四”以前的文学称为“非人的文学”，但他列举的“非人的文学”很多其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恰恰是“人的文学”。“人的发现”是一部人类思想史，是人类不断发现自身的历史，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的发现”，“五四”最多只能说是对人的“再发现”；自古就有“人的文学”，不能说是“五四”开创了“人的文学”。人们常常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白话文的胜利，但事实上连“五四”先驱都不这样认为，胡适就将白话文学追溯到了汉代，晚清到“五四”这段时间只能说是整个中国白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此外，魏建教授还在传统的“思想启蒙”之外，别开生面地提出“青春内涵”与“情感启蒙”概念，为阐释“五四”提供了新思路，颇具启发意义。

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魏建教授带领同学们领略了“五四”的众声喧哗与精彩纷呈，不仅给同学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知识，也提醒了大家要养成注重材料、用事实说话的严谨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