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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怡龄:东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交会——以韩越朱子学的比较为中心

来源:   发布者:熊建月     日期:2018年10月30日 16:50   点击数:  

2018年10月29日下午15:00,受我校越南研究中心和人文学院的邀请,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语国文学系博士、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许怡龄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于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X8210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东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交会,以韩越朱子学的比较为中心”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刘玉珺教授主持,中文系陈伦敦、唐新梅、彭剑等诸位老师与同学们共同参与。
讲座开始前,刘玉珺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对许怡龄副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及衷心感谢,并介绍了许老师取得的学术成就及研究方向。许怡龄副教授为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语国文学系博士,现为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副教授、中国文化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许灿煌文库特聘研究员;同时也是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北师范大学、越南汉喃研究院访问学者,从事越南古籍编目、东亚文化思想史、东亚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讲座开始,许怡龄老师首先介绍了许灿煌文库的成立、发展与概况。许老师指出,许灿煌先生搜集越南文物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越南经商时期,从地域而言,文库内容多为中越资料。许老师肯定了许先生成立文库的贡献,认为许灿煌文库对于保存越南珍稀文献做出卓著贡献。之后,许老师对许灿煌文库的收藏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古籍、公文书、私文书、传统文物、现代出版品等藏品,并通过相应实物图向在座师生展示文库收藏情况。
其后,许老师从东亚书籍史对思想史的影响角度出发,对她使用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韩越比较研究的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讲解。许老师指出,韩越的比较研究一般有“Compare”及“Contact”两种方法,结合思想史研究,便能从“Compare”比较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为枢纽去探讨韩越差异。
接下来,许老师详细分析了东亚视域中明清时期韩越书籍流通的异同,譬如韩国在朝鲜时期对外并无商人、留学生、僧侣等人物流动,并且从中国获取书籍的主要渠道为朝贡及赐书,书籍种类受到规范与限制,且纸张较昂贵。而中越之间书籍贸易及代刻等商业活动较多,彼此也有僧侣等人员流动,并可通过朝贡、赐书等渠道取得中国书籍。越南相对朝鲜而言坊刻较多,书籍贸易发达。
此后,许老师通过两个韩越书籍的相关案例,展现了韩越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第一个案例为“《性理大全》的东亚流播”。首先对文库中大量裴辉璧三大全《节要》的数据进行分析,其次引出明代胡广《性理大全》的重要性,之后对比分析《性理大全》传入韩国与越南的不同状况,得出《性理大全》在韩国与越南的地位差异。
第二个案例为“从‘节要群书’论韩越朱子学的差异”。首先许老师指出,研究方法主要依据是东亚朱子学以书籍为主要传播载体,而节要书群产生的过程则呈现了知识界对于特定母本的关怀、需求、重构、阅读、消费、评价的连续性过程。因此得出结论为:连续性节要书群的产生,足以让知识界的关注大量集中在该文本上,亦可能反客为主成为让知识界持续关怀该母本的原因。之后许老师对韩越两国在十六至十九世纪“朱子学”的差异进行分析,借由对两国朱子书节要书群的掌握,来识别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文本。
其中,许老师展示出诸多表格数据,对韩越两国节要书群的特点分别进行分析。对越南而言,“三大全”均用朱子注释,而朱子作为“重要的注释者”;韩国的节要书群则以《朱子大全》的节要书《朱子书节要》为首,并以此两书为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越南将四书五经形塑为科举文献,而视朱子为经典的注释者;而在韩国,朱子文集被“圣典化”,朱子则被“圣人化”,这就是书籍史上韩国与越南朱子学内涵的差异所在。

许老师的讲解完毕后,进行互动环节。在场同学踊跃发言,到场老师也和许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许老师对于许灿煌文库相关问题作出详细解答,至此讲座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