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论蜀语 牵住古蜀研究“牛鼻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曾江 2020年12月25日）

巴蜀地区是有语言学传统的区域。汉代扬雄所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至今受学界重视。当代中国语言学界仍以“輶轩使者”称那些奔走田野记录语言的语言学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近日，记者就中上古蜀语与巴蜀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汪启明。

巴蜀语言和巴蜀文化研究互相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罗常培1950年出版《语言与文化》以来，结合文化研究语言成为学界共识。请介绍一下您近年来在蜀语和蜀文化领域的研究。

汪启明：“结合文化研究语言”，实际上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指向语言领域的某一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核。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互为支撑的。

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主要是从移民、考古、语言三者结合的角度，用外证法来研究上古蜀语。从语言外入手，对语言多学科进行研究，并以之反哺其他领域。这样的研究需要思辨领先，而不是材料至上。

例如，古蜀有没有文字，这是古蜀文明研究的关键问题。《蜀王本纪》说：“蜀左言，无文字。”这是一个尚待考证的观点。由于文献中有“蜀左言，无文字”的描述，古蜀人语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民族语言成为此前研究巴蜀文化、巴蜀方言者的共识。“左言”是什么语言？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很难证明古蜀人与华夏族有同源关系、蜀语就是华夏语（汉语的前身）而不是非汉语等问题。

我们用内证法，从“左言”入手来破题。“左言”并不是针对蜀语的构词异序和语法成分异序这两个特点而言的，因为这两个特点在蜀语以外的地方也是有的。我们搜集了古代“左言”“左语”的全部文献用例，说明其并不特指少数民族语言或异族语言。我们又把扬雄用“左”的用例全部找出来，发现并没有野蛮、粗俗的意义。从字义看，古代“左”““右”无别，都有助义。“左言”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而是语音不正之谓，又主要是指蜀语的声调与中原语音有别。“左言”不是另外一种面貌的语言，只是部分名物称谓及语音异于中原，即古蜀人语言是华夏族汉语的一支方言。至于“无文字”则是所有文明起源的共同现象，不仅限于蜀人。

多举措推进巴蜀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您领衔撰写的《中上古蜀语考论》荣获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评价。请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工作。

汪启明：学术研究要依靠材料搜集和观点提炼，语言研究也不例外。研究材料要注意材料的时代、来源和真伪这三个问题。时代不对，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证明力；来源不对，做证据的条件不足；真伪没有搞清楚，会得出失实的结论。

研究古蜀语必须坚持历史发展观。一代有一代的蜀地范围，一代有一代的蜀人来源，研究不能以今律古。古蜀语的材料很少，研究难度较大。刚开始研究时，因为缺乏相关材料，有学者质疑该项研究是否具有可行性。不过我认为，语言研究既可以用语料研究语形、语义、语用，这是语言本体研究；也可以用罗常培式的研究路线，结合文化做语言研究，这是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

我们在《中上古蜀语考论》中主要采用的是后一种研究方法。例如，刘逵注释《文选·蜀都赋》说，“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个命题很关键，是理解古蜀文明的重要问题。刘逵注释的意思是，中原和蜀地在秦灭蜀以前没有来往。有不少学者也据此立论，说古蜀人与中原不是一个民族，当然更不是一种语言。然而，刘逵注说不“通”，这是否是事实还有待考证。我们可以在“通”字上进行研究。从甲骨文记载开始，找出蜀与中原之间相通的证据。把“蜀～夏”之通、“蜀～商”之通、“蜀～周”之通、“蜀～春秋战国”之通的材料摆出来，就破了“始通”这个定论。我们又从传世文献、传说、考古文献三方面切入，辅以文献校雠学、文献辨伪学、文本阐释学、史源学等来研究。我们发现，“蜀人始通中国”中的“始通”在有的善本上写的是“始服”，因此，文献材料本身的可信度是存疑的。刘逵注中的“蜀人”，应该既包括与中原民族相同的“华夏之民”，也包括蜀地的各少数民族。刘逵注“言语颇与华同”是以“是时蜀人始通中国”为前提条件的，蜀人“始通”不成立，则结论“是时”才“与华同”自然不成立。只要“通”，则无论是中原文化影响蜀文化，或是蜀文化传到中原，都表明蜀人蜀地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不容否认蜀夏早已相“通”。

“民始能秦言”是前人关于蜀语的另一个观点。我们认为“民始能秦言”，不能说明“秦言”与蜀语是不同的语言，他们都应该是“华夏语”，是同一民族语言下的不同方言。对此，我在《中上古蜀语与相邻方言的接触》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破解了“二始”说（“蜀人始通中国”““民始能秦言”）这个古蜀研究学术史上的重大命题，牵住这个“牛鼻子”，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认为，古蜀地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蜀人是华夏民族的一支。上古蜀、夏族同源，则蜀语、夏语也是同样的语言，从而可以推论出蜀语是华夏通语的方言。

我们的研究认为，夏文化与蜀文化同源。无论是蜀文化影响了中原文化，抑或是中原文化传到蜀地，二者同源的结论不受影响。如果把华夏民族看成是一个大系统，蜀地蜀人就是子系统。这个子系统的结构和大系统的结构是相同的。多民族共居一个地区，说不同的语言，但这些语言也都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或者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巴蜀文化研究，请结合您的研究领域谈谈建议。

汪启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在我看来，具体对蜀文化研究来说，那就是要特别重视古蜀文字的研究。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城市、冶金、宗教礼仪和文字符号等，蜀地文字研究是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研究古蜀文字，离不开对古蜀语的研究。应该说，古蜀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

古蜀文献的研究，也亟待加强。2021年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周年，就蜀地文献古籍来讲，整理的情况可以用“进步很大，不容乐观”来形容。进步很大，是指推出了相当一批成果；不容乐观，就是说质量有待提高，精品还不足，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我们应集中力量整理一批蜀地文献，高质量的整理是研究的前提。

还有就是要充分发挥一批老专家的作用。几十年来，蜀地的一批老专家勤勤恳恳，耕耘在古蜀文化研究各个领域。他们有丰富的成果、长期的积累、精深的治学方法，在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成立相关机构，将这批老专家组织起来，共同推进巴蜀文化研究。

总而言之，古蜀文明的研究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培养后起之秀，形成新时代传承蜀人治学传统、具有蜀人治学特色和风格的巴蜀学派。

http://news.cssn.cn/zx/bwyc/202012/t20201225_5236562.shtml考论蜀语 牵住古蜀研究“牛鼻子”